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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全球化”和教育政策创新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政府在各领域的市场导向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教育领域也不例外。然而，由于教育与意识形态的紧密联系，以及我们对这种紧密联系的片面理解，政府的教育政策往往摇摆不定，缺乏一致的指导思想，难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面临的挑战，必须在更新理念的基础上进行全面深刻的教育政策创新，否则可能会失去“教育全球化”为我们提供的教育非凡发展的难得机遇，从而在“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

 

把学校作为与西方资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主要地位，认为只要政府严格控制学校的思想地位，就能保证学生意识形态的纯洁。这是所有落后观念中影响最大的一种，也是政府在教育领域没有采取更积极、更宽松的教育发展政策的主要观念障碍。事实上，除非我们回到20年前与外界隔绝的状态，否则我们永远无法再现当年单一意识形态的社会状态。一些善良的人希望在经济上继续深化和加快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政治上回到以前的“纯洁”状态。更不用说这个想法被所有希望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实践所粉碎，这是对这种可能性的抽象讨论，政治和经济不协调发展的观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当前知识经济、社会多元化和互联网极大地增加了社会开放等社会历史环境中，如果政府还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学校影响学生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那一定太天真了。现在退一步说，即使政府实现了对学生意识形态的控制，比如“文革”前和“文革”中的情况，是否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社会状态？它是一种健康的社会状态吗？毫无疑问，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担心民间和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大陆的教育服务市场？再退一万步，我们的留学生一个人进入西方资产阶级的海洋。我们不怕国际资本(资产阶级的细胞)来中国办学(进入无产阶级的海洋)。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建立更健康、更开放的心态，才能抓住“教育全球化”带来的教育发展机遇。

 

第二个过时的概念是，只有政府的集中管理才能保证教育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保证学校教育的质量，保护受教育者的利益。这是真的吗？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教育发展历史，不难发现，正是政府集中规划管理最严格的时期，教育发展最缓慢，公众对教育权利的侵犯最大，教育发展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大量薄弱学校的存在就是证据。政府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由于放松了教育发展计划，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教育的积极性和民间参与教育发展的积极性，大大改善了教育供给，缓解了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大大提高了全国的科学文化素质。两者相比，哪个好哪个坏一目了然。如果我们考察发达国家的教育发展历史，除了在义务教育制度的实施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外，没有证据表明政府对教育的控制有助于保证学校教育的质量，保持教育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教育是一种公共产品，不是由政府提供的，特别是义务教育，政府应该承担全部责任，私立教育应该主要进入非义务教育领域。这也是一种似而非的理解。根据现代公共政策的实践和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除了政府、议会、国防、军队、警察等少数公共活动外，表达国家意志和公共权力的活动，其他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都应由市场提供或更多地发挥市场的作用，以便更高效、更公平。这一结论已成为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常识，但在我国转型过程中，由于意识形态领域长期灌输“私即恶”的传统观念，以及基于经济伦理的政府对公共产品领域的垄断和全面控制，不断加强人们对民营部门的不信任，理论界在担心政府逃避义务教育责任的潜意识驱使下，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视而不见，增加私立教育的教育供给，包括增加义务教育供给的积极贡献和巨大潜力的怀疑，寻找各种理由反对和限制开放教育市场，因为这种观点披着学术外衣和公平正义的旗帜，确实有一个巨大的市场，但它经不起实践的考验。

 

除了上述三种在教育领域广泛流行的反对和怀疑进一步开放教育市场的主要观点外，“教育是产业，但不能工业化”是1999年底流行的权威观点，似乎“工业化”是“完全”、“彻底”教育市场，是政府放弃教育投资责任和教育宏观管理责任，虽然同志提出这种观点可能是担心政府以“产业”为由放弃和逃避她的责任，但逻辑混乱的本质也反对继续促进市场导向的教育政策创新。

 

综上所述，对计划经济和封闭环境中教育的认识已严重脱离当前国际国内社会发展现实，正成为大力发展中国教育事业的思想枷锁。只有继续解放思想，突破一切被人类社会实践证明是过时的教条，摒弃一切未经实践检验的虚幻信条，积极推进以“全面开放教育市场”为特色的教育政策创新，才能抓住“教育全球化”为我们提供的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