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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积极、积极、尽快开放一切教育服务领域，积极鼓励外资投资中国教育”，应成为我们在迎接“教育全球化”挑战时实施教育政策创新战略的基本起点。

 

“穷国办大教育”、“我们支持义务教育的规模是世界公共教育经费的X%。”过去，当我们这样陈述时，我们只希望政府在痛苦教育经费不足的同时增加公共教育支出。后来，这成为我们鼓励私立教育的重要原因和主要出发点。现在看来，民办教育的大发展确实为增加教育供给、改善教育结构做出了积极贡献。教育市场的开放不会损害和侵蚀政府对教育的控制，同时全面提高国民素质。至于全社会教育机会的提升，这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现在我们想象，如果同样数量的外国资金进入国内教育市场，不能在加快我国教育发展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吗？在这个过程中，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当然是中国教育，是中国人民！在很大程度上，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是利用外资的结果。利用外资本身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遗憾的是，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有意无意地将教育排除在利用外资的视野之外，尤其是大规模利用外资的视野之外，这显然是一项需要调整的重大政策和战略。

 

对外开放教育市场不需要设置禁止领域，无论是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学术教育还是非学术教育，所有教育服务领域都可以允许外国投资，但应根据不同的目标市场设置不同的市场准入规则，以控制市场风险，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在一些开放或全面开放的问题上，只要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任何来中国的学生都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我们还有什么必要担心他们会挑战中国政府对学校意识形态的控制呢？只要这种担忧不成立，选择全面开放当然更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

 

对外资开放教育市场要有紧迫感。虽然教育服务没有列入我们加入世贸组织承诺开放的时间表，但我们决不能缺乏紧迫感，甚至认为奇怪的商品可以生活。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对于国家发展来说，资金在任何时候都是稀缺的资源，世界上从来没有无限丰富的资金等待进入中国的教育市场。相反，当发展中国家抓住知识经济时代的列车时，每个人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发展教育与资金稀缺的矛盾。可以预见，争夺国际资本用于国内教育发展，很快就会成为各国引进外资的重点。如果我们不能解放思想，为外资进入中国教育市场提供最宽松的市场环境，尽快建立良好的政策支持体系，我们将失去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目前，在对外开放中国教育市场的问题上，我们更多地考虑如何晚开放，如何少开放，而不是文化交流。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们消极、回避、抵制和限制外资进入中国教育市场。我们总是担心开放教育市场会给政府的教育行政管理带来麻烦，这不仅是缺乏政治自信和文化自信的表现，也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态度。如果我们错过了发展中国教育的绝佳机会，我们可能会犯比当年制定错误的人口政策更严重的历史错误。面对知识经济已经明确展示的历史规律，这种判断绝不是危言耸听。

 

全面实施外资进入教育市场的“国民待遇”应成为吸引外资政策的主要特征。

 

“国民待遇”是一个国家政府在对外开放时给予外国企业同等待遇的国际惯例。在过去2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在市场准入方面给外国企业设置了太多的障碍，而在税收政策方面，它为外国企业提供了比国内企业更好的优惠待遇，这些都违反了“国民待遇”的基本精神，实施结果往往相反。

在对外开放教育市场的问题上，要坚定不移地把“国民待遇”作为相关政策设计的基本原则。在市场准入方面，要根据教育规律彻底摒弃“意识形态控制”的幻觉，全面开放教育市场；在政策支持方面，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教训，更多的是要防止“崇洋媚外”和“厚外薄内”的政策偏差，特别是要防止压制国内民办教育的倾向，为国内外教育投资者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应对“教育全球化”的挑战涉及到教育政策创新的方方面面，本文不计划对此进行全面的讨论。在本文的结尾，我想提出一个著名的判断——“只有民族才是世界”——一个反向命题：只有世界才是民族。显然，在大的历史规模上，这一命题已经得到了证实，并将继续被人类实践所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