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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全面进入了转型加速期。特别是，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西方科技和价值观的持续快速发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人们欣赏到社会生产力的彻底解放和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人们也对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异常”现象感到困惑，特别是道德生活中的一些“异常”现象，是偶然的还是不可避免的？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成本”，还是社会机制本身的固有运作，还是两者兼而有之？

 

所有这些，就学校德育而言，都意味着德育环境的变化。学校德育作为社会的子系统，一方面必须完成社会交付的道德教育任务，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自身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另一方面，学校德育不可能完全摆脱社会对自身的制约。这样，人们对当前社会道德形势的担忧甚至困惑几乎不可避免地反映在学校德育的许多方面。

 

１．喜忧参半——社会道德现状的分类描述了一个社会的道德发展水平和水平，不仅微观地构成了生活在其中的个人(社会人)活动的精神氛围(如社会道德氛围对家长、教师、学生的影响)，也深刻地影响和制约了社会中的各种家庭、群体、组织和机构(如社会道德氛围、精神面貌对家庭、学校和机关的影响)。但是，任何一个社会，如果以“好”“坏”为理论，其道德发展都必然有积极和消极的两面性，虽然有时是积极的，但在其他时候恰恰相反。

 

纵观当前的社会道德形势，也可以大致归结为积极和消极。从积极的角度来看，首先，社会竞争中弱势群体或个体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和社会援助日益多样化。社会支持和社会援助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以群体、集体或组织的形式，如机关、企业、工厂、矿山、学校等，另一种是以个人形式出现的主体，如个体经营者、私营企业主、工人、士兵等。从社会支持、援助的内容来看，主要包括物质支持（如扶贫、捐赠、捐赠、免费诊所、免费销售、建立各种基金会等）和非物质支持，非物质支持包括文化支持（如农村、科技、教育、农村、志愿者表演、建立希望小学等）和舆论支持（主要表现为对丑陋现象的舆论批评和对正义行为的赞扬，通过新闻媒体实现。

 

从社会支持和援助的形式来看，支持方式多种多样，如建立基金会（如扶贫基金、残疾人基金、贫困学生基金、勇敢基金等）。、组织义务劳动（免费演出、免费诊所、免费销售等）和志愿者服务协会，等等。支持和援助的对象越来越广泛。参与者众多，形式多，内容丰富，援助范围广，表明在现实社会中，道德作为一种维持力量，仍在促进社会一体化和社会的健康运作和发展方面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其次，作为反映社会道德文明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尺，公益行为不断增加，公益行为结构不断变化。从我国现实来看，公益行为的不断出现已成为当前道德面貌的一个重要特征。

 

目前，我国社会的公益行为主要表现为两种，一种是组织强令性公益行为，以集体和组织为主体。组织强令性公益行为对组织内的个人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和强令性。然而，作为主体本身的群体或组织，在实施道德互助行为时，更多的是自觉自愿的，如募集抗洪救灾基金、市政建设费用等，不同于组织强令性公益行为，群众自发性公益行为更多地体现了公益性行为主体的完全自发性和高度自觉性，如舆论监督、支持正义力量、帮助弱势群体等，以主体本身的道德感和良知为主要动力源。随着公益行为的不断出现，公益行为的内部结构也在不断优化。一方面，以企业和组织为主体的强制性公益行为数量仍保持稳定和长期，另一方面，以个人意识为特征的群众自发性公益行为增加。公益性行为作为支持弱者、伸张正义的社会支持的主要力量，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强大的作用，无论是群众自发的还是组织强令的。

 

然而，在现实社会中，人们的道德生活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

 

首先，利润驱动的原则在社会道德生活中得到了普及。“利润驱动”作为一种市场原则，在经济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本身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功利性，这当然是不可批评的。然而，一是市场经济活动中“利润驱动”原则形成的精神氛围，二是经济活动主体难以将“利润驱动”价值原则局限于经济生活，在道德生活、精神生活或其他方面采用另一套相应的价值准则，带来了社会生活中“利润驱动”准则，特别是精神生活中的“泛化”。

 

“泛化”的表现之一是见利忘义，见死不救，甚至善价而卖，这可以在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的频繁报道中得到证实。

 

“泛化”的第二个表现是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种类繁多。反防伪技术与防伪技术同步发展，使得人们难以辨别真假。“假冒伪劣”泛滥的同时，出现了一支以“知假买假”获取利益的特殊队伍。

 

“泛化”的第三个表现是，由于道德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于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许多“先致富”的人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泛化”侵蚀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关系的方方面面。

 

其次，道德评价标准混乱，人们的道德判断陷入混乱。近年来，教育界流行着许多“说法”，如：“良心值多少钱”、“大学生赚小钱，小学生赚大钱”、“当老师有权不使用，过期无效”、“不白不白”等，学校招生价格高，校园腐败，道德标准混乱，道德判断混乱。第三，作为一种道德净化机制，学校无法摆脱整个环境的影响，其功能释放受到阻碍。从某种角度来看，学校首先是“新环境”的受害者。学校德育的开放性决定了它不能不受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机制本身是否有效，高产运行仍有待研究。一方面，代表社会正义和社会公正的力量不断增强，社会道德发展的主流呈现出积极的趋势；另一方面，价值标准的模糊、道德判断的混乱和净化机制的混乱确令人担忧。这些都构成了中国现阶段独特的“喜忧参半”的道德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