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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学东渐”的历史考察

 

早在鸦片战争开始前200多年，“西学东渐”就开始了。比如，早在万历十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不仅带来了大量传教所需的神学书籍，也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他和徐光启一起翻译的《几何原始》首次将欧几里德的先进数学理论传播到中国。同时，他还写了《万国舆论图》，首次向当时的中国人民介绍了世界五大洲的相关理论。

 

除了利玛窦，还有一些传教士在“西学”的传播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例如，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写的《职方纪略》是中国最早更详细的世界地理书籍；德国传教士唐若望的《远镜》向中国人介绍了现代光学理论；法国传教士白晋等人与中国学者合作完成的《康熙皇舆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张40万分之一的全国地图。虽然传教士写这些书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中国士大夫阶级的青睐，方便他们的传教活动，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书也向中国传播了一些西方现代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对当时的中国社会起到了启蒙作用。虽然到康熙末年，清政府下令禁止西方传教活动，传教士数量大大减少，“西学东渐”进入低潮。

 

但自鸦片战争爆发以来，西方列强通过签署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在中国自由传教的权利。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西方传教士与过去大不相同。在条约的保护下，他们欺压中国人民，为国家收集情报，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在传教过程中，他们肆意传播崇洋媚外的思想。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传教士大多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具有鲜明的殖民主义侵略色彩。

 

二、“西学”进一步传播

 

这些传教士在从事传教的同时，还开设了教会学校和医院，翻译出版了大量书籍，创办了报刊杂志。在这些活动中，“西学”也传播开来。

 

除了教会学校开设的新学科外，翻译出版活动在西方学校的传播中发挥着最大的作用。1887年，外国在中国设立的最大出版机构由英国传教士威廉臣在上海创办，原名“同问书馆”，1892年更名为“广学会”。

 

其中，李提摩翻译的《泰西新史》更为著名，全面介绍了19世纪欧美的发展历史。它是现代中国人了解西方历史的重要书籍，影响很大。在“广学会”主持工作期间，他出版了100多本公共翻译书籍，对西方科学的传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989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编译出版了《中东战争纪本末》，汇集了大量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报道，令人震惊，使当时的中国人对中国面临的危机有了清醒的认识，起到了警示作用。这些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先进的现代科学知识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此外，北京同文馆和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也为新书的出版和翻译做出了巨大贡献。30多年来，同文馆翻译出版了200多部著作，涉及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历史和法律。

 

江南制造局翻译管则翻译出版了大量关于军事和工程的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书籍。截至1880年，已翻译156本，出版98本，出版3万多本，20世纪初出版178本。更著名的是《中西新闻》，它是一本专门介绍外国时事和政治的书，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3、新教育的萌芽

 

中国的新学校是在这种“西方学校”影响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出现了一股创办新学校的热潮，一些外国语学校、工业技术学校和军事学校相继建立。外国语学校有: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湖北自强学校等。工业技术学校包括:上海机器学校、福建船政学校、天津电报学校、广东实学馆、上海电报学校、湖北矿物学校、山海关铁路学校、南京矿务学校等。军事学校包括:天津水师学校、天津武备学校、广东陆师学校、广东水师学校、天津军医学校等。

 

这些学校开设了一些新学科，包括数学、物理、化学、机器制造、导航计算、天文、地质、矿业、外语、国际法、外国历史和地球等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是中国新教育的萌芽，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学校章程》，这是中国第一个新学校体系――仁寅学制，虽然没有实施，但为未来学制的制定提供了蓝图。1903年，《奏定学校章程》颁布，即桂毛学制。到目前为止，新教育已经从制度上开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