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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人性平等和人性可变

 

性朴理论不仅由荀子、董仲舒等人持有，孔子也有性朴理论的倾向。他的名言“性相似，习相远” [10]1177显示了这种倾向。皇侃在《论语义疏》中解释这句名言时指出:“性的人，人是天生的；墨者，说出生后有百仪常行的事。天地之气是天生的。虽然厚度不一样，但都是禀气，所以很相似。至于知识，如果你是一个好朋友，效果是好的。如果你遇到一个坏朋友，效果是邪恶的。邪恶是不同的，所以你说彼此是遥远的。”[10]1181这样的解释很有道理。与习惯相对的性是与生俱来的，每个人的性都是非常相似的。这种相似的性是简单的，很难说是善与恶。

 

然而，现代学者徐复观用性好理论来解释孔子的话：“性相似的‘性’只能是善，不能是恶。。。把性与命运联系起来，性自然是善的。。。性与天道的融合是一个内在人格世界的完成，即人的完成。孔子实际上是以仁为生，先天所有的人性，仁的特点是不断突破生理限制，无限超越，超越自身生理欲望的限制。从先天所有和无限超越的地方来看，以仁为基本内容的人性与传统的天道和命运是一样的。”[11]徐复观的解释是不可接受的。没有证据表明孔子认为生活中的性含有仁。

 

性朴论者荀子和董仲舒也是如此。事实上，这是儒家教育哲学的基本倾向。孟子的性善论大大提高了先天性的作用。当然，孟子并没有忽视后天行为的作用。然而，相比之下，性朴论更注重后天行为。我们认为，性朴论而不是性善论对儒家教育哲学有更大的影响，它突出了后天学习的重要意义。

 

儒家教育哲学与性朴理论有关，充分肯定了人性平等和人性的可变性。这两点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两者也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概念。

 

人性平等是儒家简单理论的基本内涵之一。人性简单，人性相似，所以没有天生的高贵，也没有天生的廉价。儒家人性平等思想与古希腊思想家的人性不平等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2]通过这种比较，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人性平等概念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古希腊的大多数思想家都坚持人与生活之间的不平等。例如，柏拉图认为，有些人的灵魂生来就比其他人好。他将人类的灵魂分为金、银、铜三个层次，分别对应于理性、精神和欲望三个层次。统治者、勇士、农业和工商都有这三个不同的灵魂。亚里士多德还认为，人性是不同的，大多数人生来就是奴隶，不仅奴隶没有公民权，而且手工业者、商人、牧民、妇女和定居的外国人也没有公民权，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思考，也不能在政治事务中发挥任何作用。显然，这些观点与儒家人性平等的思想正好相反。

 

人性的可变性也是儒家简单理论的重要内涵。人性可变的观念在中国文化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杜威说：“如果人性保持不变，那么最后，就不要教育，因为教育本身的意义正在改变人性，形成一种不同于简单人性的思维、情感、欲望和信仰的新方式。“人性不变的理论是所有可能的理论中最令人沮丧和悲观的理论。如果逻辑地实施它，它将意味着一种个人发展在出生时就已经提前决定的理论，它的武断将比最武断的神学理论更好。“问题不在于人性是否能改变，而在于它在当前的情况下应该如何改变。这个问题最终是最广义的教育问题。杜威这样说，应该是针对西方历史悠久的人性不变论。然而，这种理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人性可变论不仅体现了中国人的乐观性，也体现了中国人对教育的高度重视。[14]用教育改变朴素的人性，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理论，也是实践。然而，与杜威过于紧张地认为教育与简单人性的关系不同，中国人通常将两者结合起来。[15]玉石是一种人为的过程，但也是一种自然的过程。